内容摘要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年轻的编审、艺术总监曲闵民同蒋茜从事图书编辑和设计工作十余年，时间并不算长，成果却很丰富，已在图书出版业界和读者中获得不错的口碑，并荣获数十项国内外设计大奖。他们所编辑设计的图书，很多都以其独特的形象和气质而令人过目难忘，有些甚至完全打破了人们对书的固有印象，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纸质书的发展维度，使人们感受到数字时代纸质书的无限可能。
关键词:装帧设计、书籍设计、纸质书、设计语义学
曲闵民(右)& 蒋茜(左)因为对书的共同热爱，曲闵民和蒋茜逐渐走到了一起，并在“半自觉”的状态下踏上了“书籍设计”这一职业道路。自认为是半道出家的他们，因书结缘，与书结缘，凭着内心的执着及对设计的“一知半解”，抛开“设计”做图书设计。他们从对文本的理解出发，形成自己关于文本内容的观点，通过设计打造合适的表达方式，为读者提供全新的阅读逻辑和体验，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设计之路。
书之缘
“我俩的成长经历差别很大，挺有意思的。他读的普通高中，艺术生在其他同学眼里就是学渣的代名词，大学读的是油画专业，这让他更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而我读的则是一所以美术教育见长的艺术类高中，美术生与其他同学基本是平等的，本科、硕士，再到读博士都是平面设计。这也造就了我们对很多事物的看法的不同，甚至彼此的穿着打扮都完全不一样。记得最初认识他的时候，他留着长发，穿着破牛仔裤加帆布鞋，一副十足的艺术青年‘土著’ 模样，我则刚从国外读研回来，穿着难免洋化一些。我们彼此最初的欣赏可能就来源于有着共同的阅读经验吧。”蒋茜如是介绍二人的初识。也许，爱书、爱读书便是他们重要的相同点。曲闵民自言大学期间最大的改变就是爱上阅读，读书与看展览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两件事。蒋茜留学归国后曾在北京工作，两人因共同的朋友而结识，又因这相同的爱好交流渐多，并最终结为人生的伴侣和事业的伙伴。由于受不了北京干燥的气候，蒋茜很快离开了北京，二人都回到南京工作。
蒋茜依然做老师，曲闵民则进入潮流杂志《YOHO! 潮流志》做美编。“当时并没有很明确的目标要做书籍设计。一方面因为纯艺术专业不容易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大学时养成的对书的情感，所以就去了杂志社，杂志毕竟也算是与书有些关系嘛。”但是潮流杂志虽然能解决生存问题，却无法满足二人的理想与追求。怀着对专业的理想主义与对书籍的热爱，曲闵民于2011 年到了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以下简称“凤凰美术”)工作。与其他专业的美术出版社一样，由于几乎所有编辑都出身于美术或设计专业，凤凰美术没有美编室，“人人都既是编辑又是美编”。曲闵民的工作是文字编辑，但与其他同事一样，“所有东西都要编”。作为刚入行的年轻编辑，一方面，需要他处理的图书一般文字不多，另一方面，在尽最大可能避免出现编校错误的同时，出版社也给了曲闵民不少可自己支配的时间。更幸运的是，曲闵民很快就认识了社里的一个前辈——卢浩老师。“卢老师对我们俩帮助都挺大，我们那时候懵懵懂懂，可以说什么都不会。当我们遇到设计、艺术、编辑、出版方面的问题时，常常会向他请教，但他教给我们的远远超出了专业知识，而更多的是思考方式。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往往是需要我们花很多精力研究和推敲的。这段忘年交并不仅仅是对新人的启蒙， 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能从卢老师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他对事物的较真与执着一直影响着我们做事的态度”。现在检视曲闵民与蒋茜这十余年的发展轨迹，二人今日所取得的成绩，完全可以说是偶然中的必然。但在当时，两人谁也没意识到会有什么结果。
“那时我有很多想做的选题，年轻嘛，又是刚进出版行业，觉得什么都是个好选题，但是作为新手编辑，要单独策划一本书其实又很难。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主要还是被动性地接受一部书稿，进行编辑。在做这些常规编辑工作的过程中，因为我能自己支配、自己思考的时间比较多，我们俩就商量，觉得我们本身是学艺术和设计的，而且那时也有了一些设计经验，就想做一些跟设计实践有关的事情。毕竟我们自己能做主，或者说能让我们自由发挥的，除了选题就是设计了。既然做图书策划太难，那么相对来说我们有能力操作的设计就值得一试了。其实，零零散散的设计工作我们也已经做过一些，比如我负责编辑的书，白天是在社里校对文字，晚上把书稿带回家，我们两个一起研究怎么做。但这些工作一般比较简单，主要是做个封面，做个版式等，缺少对一部书的整体把握与规划，而且还是会有些限制。所以我们还是想做一些整体设计”。
初试牛刀
2013 年，两人做了第一部整本都由自己负责的书——《传播的法则》。这部书有点儿“捡漏”的性质，版权引进已有两年，但一直未进行后续的工作。“有次社里的编辑同事看我之前做的几个封面还不错，就说把这本书交由我们来完成。后来我们总结，作为新手，我们没有一上来就做那种重点项目，而是做这样一本小书，算是很幸运的机遇。因为作为一个新人，首先，你的能力和经验都不够，很难做好大项目;其次，重点项目领导都会很重视，作为新手设计者很难完全得到他们的信任，这就导致发挥的空间很小。所以反而是普通项目更有利于新人成长。”
《传播的法则》此书是日本设计师伊藤直树以对话的方式介绍交互设计的普及型读物，体量并不大，但两人接手后却做了很久。在2013 年左右，国内关于交互设计的著作还不是很多，“想要做点什么”的曲闵民与蒋茜对交互设计、版式、封面、字体、纸张等一点一点琢磨，既要考虑普及读物的成本，又要把“交互”表现出来。二人最终选定可传递和接收“五感”的五官作为封面，以此呼应交互的主题，内页则采用单色印刷，以不同的灰度衬托不同的层次变化。成品取得了比较理想的结果，并获第八届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佳作奖。“现在回看这本十年前的书，可能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收获还是挺多的，对我们意义很大。它不仅使我们以一种‘半自觉’ 的方式走上了独立设计书籍的道路，还使我们真正明白了‘设计师是带着镣铐的舞者’ 这句话的含义。设计不是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而是以恰当的方式，把已有的东西进行搭配组合。不同的组合会产生不同的语境，对于读者的阅读体验来说，这种语境非常重要，它也是文本或者说信息的呈现。想要做好设计，就必须做大量的功课，从书籍自身的气质出发，考虑审美问题，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出最符合每本书特点的作品。”继《传播的法则》之后，二人于2014 年又做了第二本整书《乐舞敦煌》。
这个选题与《传播的法则》有点类似，凤凰美术与敦煌研究院有很多合作，这本书属于比较重要的大版块中相对较小的一个项目，也是因为不断有更重要的项目需解决，而被搁置了一两年时间。《传播的法则》的整体设计使曲闵民和蒋茜如锥处囊中，得到了一些前辈的认可和信任，“书稿就交给了我们，只要能把上班时的工作完成好，具体怎么编辑、怎么设计，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自己看着办。”于是曲闵民白天在社里处理其他图书的正常编辑工作，晚上则同蒋茜一起研究《乐舞敦煌》应该如何设计。
《乐舞敦煌》这本书并非对现存壁画的简单照相展现，而是几代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对敦煌壁画中舞蹈声乐部分的临摹研究。从没去过敦煌的两个人又拼命做起了功课，大量查阅、观看图书和纪录片等以获得对敦煌的感受，反复思考它的定位，讨论画作、敦煌、书籍三者之间应如何建立有机联系并取得原始的平衡，以还原敦煌的时代沧桑感。“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拼，每天研究到凌晨三四点。因为那时候经验还不足嘛，我们反复推翻，反复重做，来来回回做了好多稿。”最终两人确定，参考敦煌写卷《金刚经》来处理文本，承受着巨大的工作量，把原画稿全部提取、拼贴，将残壁的意象与纸本结合，将内页画稿设计成不同的残卷效果。封面则参考古籍修缮手法，把定制的毛边纸与牛皮纸装裱拼贴起来。整本书从外到内都营造出一种历经岁月的沧桑残破感，与内页摹本色彩的绚丽形成鲜明对比，呈现出不同时空的联系，使读者生出“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的感慨。
整本书基本都是手工制作，这使每一本书在总体相同之中又有细微差别，同时也为每本书注入了个性和不可复制性。正如即使亲临敦煌观瞻这些画作，每个人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和收获一样，书籍本身带给读者的体验感于无形中得到强化。耗费一年时间做成的这部书，先后获得“中国最美的书”等多个奖项，成为曲闵民和蒋茜进入出版行业以来的一个重要节点。它不仅使二人在业内声名鹊起，更重要的是，从这本书开始，他们逐渐摸索出一套书籍设计方法，关注点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字号、网格、工艺等具体的细节，而是所有细节的有机组合所形成的整体气氛。亦即如何以一种整体的方式，向读者恰当传递出书本身的情绪与感觉。这本书还令他们发现了自己生长于斯的南京的一个好处:“做这本书的时候才知道南京有很多出版方面的人才，包括设计师、作者、艺术家，还有不少出版社，慢慢认识了一些人，有了个小圈子，但又不喧嚣纷乱，而是一种安安静静的氛围，真的很适合我们。”
好读与好看
尽管在图书设计领域已享有盛誉，但笔者认为，对于曲闵民和蒋茜来说，“书籍设计师”这一标签似乎并不适合。综合来看，“懂设计的编辑+懂编辑的设计师+ 懂作者的编辑和设计师”这一复合身份同他们的理念与实践应该更相符合。“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我刚进社时，既没有资源也没有能力做自主选题，所以从那时到现在，我们一直在慢慢调整。一方面，在社里给我的书中，我们遇到自己感兴趣，同时选题也不错的类型，会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调整和引导;另一方面，蒋茜作为大学老师，会接触到一些设计理论，我们一直在试着把这些理论用于自己的实践，或者说通过实践来检验这些理论。所以最近几年，我们把书籍设计调整为方向之一。随着能力的增强，我们分工更细，也开始逐渐自主引进我们觉得好的选题，然后进行设计”。
9. PIG 05049
荷兰设计师克里斯蒂安· 迈德茨玛(Christien Meindertsma)曾用三年时间考察一头在养猪场里编号为05049 的猪，追踪关于它的一切，对它的骨头、皮肤、血液等身上所有器官、组织的最终去向和用途均详细记录，最后把自己的记录做成一本像字典一样的书PIG05049 。(2008)书中一共登记了包括香皂、牙膏、洗洁精、沐浴露、香烟、胶水等近200 件与这头猪有关的产品，并附有一个索引，方便检索。读者通过这本书，可以很清楚地了解一头猪究竟有哪些用途。作者、编辑、设计师这三个身份在本书中合为一体，其装帧排版朴实无华，却又颇费心思:封面为猪皮的颜色，书脊上订着这头猪的编号耳标，封底印有一枚检疫合格章，装帧中还使用了猪的骨胶，整本书则封装在超市售卖猪肉的小托盘内。读者从看到这本书的第一眼起，就很难不把它与猪的一生联系起来。对这本书，曲闵民赞誉有加，认为它既充分体现了作者、编辑、设计师的角色转换与混同，也充分体现了出版物被人忽视的另一面——物体空间，一堆纸摞在一起所形成的、可供人表达自我的空间。表达方式既包括平时最为人所注意的文字、图片及其逻辑，也包括字体、字号、行间距、纸张、开本、油墨、封面等。
所有这些相关因素有机组合为一个整体，把作者、设计师、书自身，乃至书写对象的情感都表达和传递了出来。就作者言，这种表达是外显的，内容即作者的表达;就书自身和设计师言，这种表达大多是含蓄的、内隐的，但设计师和书有时也会从幕后走出，与作者一同站上舞台展示自己。在被评为2022 年度“中国最美的书”的三本函套装《日本漆文化史》《漆· 亚洲血液》《漆艺史话》中，曲闵民与蒋茜选择的是隐身幕后。“有些类型的书最重要的是保证舒服的阅读体验，设计上的‘花活’ 不需要展露过多，或者说设计因素应该尽量含蓄。比如这套书，我们通过对内容的分析，决定做成小开本的口袋书，在设计和编辑过程中虽然对原书做了一些调整，但目的仍是能使读者无论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它们，都能获得一种相对较好的阅读感受”。
漆艺文化系列
仔细检视这套书，可以发现颇多并不引人注意的可圈可点之处。在未打开书本时的第一印象中，它们开本小巧，便于携带，拿在手中既不沉重，又盈盈可握，给人很日常的感觉，与漆器曾是日用器的历史暗合。作为被编为套系的三个作者的三部不同著作，这三本书的区分性和一致性都要考虑到，它们的封面都是漆艺中常用的红色，与同样常用的黑色书名相配，却又是三种不同的红，三种红都温润沉稳不张扬，与浅色腰封和函套一起传递出清新素雅的漆器之美学特征。每本书封面上01、02、03 的序号均采用起凸工艺，令封面平添层次感。打开书来，其内页采用灰色纸，以红黑双色印刷，红色分别与各本书的封面用色相一致，红、黑、灰的搭配典雅安静，纸张手感柔软温和，版式读来疏朗悦目。整体简约雅致，细节讲究却不张扬，用最朴素的设计语言，使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阅读本身，给读者以安静的阅读体验。对于图书而言，设计永远都只是手段，阅读或信息传达才是终极目的。采用什么手段，取决于书自身。“从阅读的角度来讲，针对不同类型的书，我们采用的设计手段也应该有所不同，这样能为读者提供这部书独属的体验感，以及作为一名编辑和设计师想要传递给读者的东西。
有的书重点是好读，有的书重点是好看，有的书可能是好看又好读，还有的书可能两者都不要。究竟应该怎样做，需要根据具体的一本书在讲述什么以及怎么讲述来确定。书的形式本身也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不一定所有人都喜欢，但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刺激着我们不断思考和探索。”如果说这套漆艺文化书是致力于以简单化、轻量化的设计让读者能以轻松随意的心态进行阅读，《说戏》则恰恰相反。昆曲名家柯军以自己与一位少年戏迷的交流为线索，把11 部戏整理串联起来，意在向读者介绍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但曲闵民与蒋茜认真研读了书稿，又对昆曲进行了探究，获益匪浅，决定以非常规的方式向读者展示昆曲雅韵。“我们在面对一个选题时，首先会思考应该以什么样的形态来呈现，或者给读者怎样的体验感，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去做。有时是常规的图书形态，有时则是非常规的形态，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书的内容和气质。”
《说戏》“设计不仅仅是美和丑的问题，也不是有没有设计感的问题，而是呈现的逻辑的问题。也就是说设计师可以通过设计的语言进行一种叙事或暗示，由作品本身与读者进行对话。虽然我们不会与读者面对面地交流，甚至进行引导，但是我们的书所呈现出来的纸张、排版、印刷、装订等，无形中都会影响到读者的阅读方式或阅读速度。而且我们有时候做一本书其实同时也是在做实验，比如《说戏》就是做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最常规的文字阅读版，一个是实验性的版本。”为了体现昆曲的雅致，《说戏》(指实验版，下同)设计得简洁素净，雅致考究，充分运用了设计语义学的相关理论。全书以素白的纸张做纯手工装订，11 部戏每部均被单独订为一册，各册封面用纸略厚，以珠光白油墨印刷作者毛笔所题书名。再用多股白棉线将包括序言和附录在内的共13 册连缀成书，每一册之间松而不散，分而不离，合则为整书，分则为单独一出戏。正文用纸因薄而透，故在唱词和工尺谱等一些页面模拟中国古代图书的包背装，形成筒子页。词与谱以红黑二色印在反面，正面则在相应位置印刷作者手记，两面纸形成呼应关系。全书纸质既薄且软，书页大小不尽相同，并对三面书口作了打毛处理。这种纸张和装帧方式对读者是一种心理暗示和引导，其用意是使读者不能随时随意翻阅，而是自觉意识到必须洗净双手，静下心来，郑重地坐在书桌前小心摊开，以免损污纸张，使书籍保持干净精雅的状态。作为百戏之祖，昆曲门槛较高，它与很多地方戏，甚至与京剧等剧种都不一样，不是热闹的演出方式，也没有刻意追随大众而把自身世俗化。如果不是真心喜欢它，一般很难感受到它的艺术性。
而《说戏》这种阅读上的非随意性或仪式感，则旨在引导读者认真对待昆曲这一经典艺术，主动进入，耐心研究，认真体悟它的无尽雅韵。在本书的设计上，曲闵民和蒋茜采用了“中西结合”的手法。整部书给人的感觉很中式，极具东方美学特征，但所用纸张却是全木纤维的圣经纸，装帧方式也是西方惯用的科普特装订。“我们每本书的设计点都不一样，对于这本书，我们觉得可以实验一下，在中西之间找个平衡点，用西方的材料和工艺来呈现中式的感觉。结果证明我们的实验比较成功，中国传统的气质由内向外散发出来。因为设计不是材料、工艺等的简单叠加，不管材料还是工艺，单独一项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它们有机结合成一个整体，才能传达出特定的气息。”
时代映像
即使把内容撇开来，一本书的形态和翻阅感受等，也能传达出很多信息。比如一本纸面泛黄、四角磨圆、书口起毛，却又整洁平展的书，让人一看即知它已历多年，曾被无数次阅读，并一直颇受珍视。曲闵民和蒋茜最近几年就一直在研究书的本体究竟是怎样的，如果脱离了文本，书自身这个空间能做什么，能带给读者什么。《说戏》是他们在这方面思考和实验的成果，他们希望拿到书的人，在开始阅读之前就可感受到一些甚至文字也未能传达的信息。这实际也是他们所强调的，书籍设计不是简单的美化工作，或者说设计追求的不应该仅仅是美，而更应该是适合，不同的书有不同的方案来呼应它。书做出成品后，不一定完全符合作者最初的意图，因为在成书过程中有编辑的参与和设计师的参与，最终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可以视为一种合目的性的美。同《说戏》一样，陈丹青老师的速写集《再见吧，速写》也是一部与作者原初想法不符的设计语义学实验成果，书自身即传达出丰富的信息。
这套书缘起于社里的前辈卢浩，而直到接手这套书时，两人才知道原来他是陈老师的发小。“卢老师把我们介绍给陈老师，让我们做这套书的时候，其实只有一堆速写，没有任何文字，就等于是把素材交给我们，让我们从里面选出来一些，做个普通的画册。我们先是请陈老师的夫人帮忙把这些作品尽量整理出不同的时间段，大致理出了时间线索，但仍然觉得把它们做成书还很不够，而且单纯的画册也很难在图书市场有太大反响。所以这本书到底要表达什么，它的意义又是什么，还需要继续分析。这样我们就开始研究、整理、编辑、设计，没想到一下子做了六年，才总算完成。”
《再见吧，速写》
“我们觉得，速写一方面是画家的基本功和训练方式，另一方面又是对现实事物的记录。而陈老师的人生经历又在无意中使这些速写作品具有了社会纪实的属性，因为他的几个人生节点都和时代转型的步调一致，这就让它们具有了不可替代性，成为时代的缩影。他这一代知识分子，经历过上山下乡和恢复高考，经历过出国潮和回国潮。陈老师不但全踩到点上，并且还能用速写的形式记录下来，这就已经与很多人都不一样了。而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有很强的文字能力。这样，人生经历、速写记录、文字功底，三者结合起来，就成了他这部速写集的唯一性和特殊性。我们最初总是觉得缺少的和想要再深入分析的，其实就是这个”。基于这种认识，《再见吧，速写》没有采用一般画册的编辑方式，而是把它变成了个人的成长史和个人视角的时代史，通过图像与文字的结合，构建起既属于陈丹青更属于一代人的历史映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其实是我们进行组织构架，但用陈老师的文字和图片呈现出来的作品。我们的编辑和设计实际是引导和暗示，如果换个逻辑或换个编辑来做，所呈现出的陈老师的时代切片肯定是另一个样貌。”个人对时代的记忆是主观的，是亲历者主观叙述自己与时代之间的关联，既然是主观，就会因个人的误记和失记而产生偏差。为了尽可能纠正和弥补这种偏差，在整部书的逻辑线和速写选图确定之后，曲闵民与蒋茜请陈老师为作品写了相关文字，蒋茜又利用课余时间跑遍了南京图书馆等文献检阅机构，大海捞针一般查找能与速写和文字对应的当时的各类文献，然后两人再把它们放在书中适当的位置，与陈老师的图文一一相配。
“陈老师最初不想写，但是看了我们整理出来的东西后，他意识到了自己这些作品深层次的意义，才同意写那些与图相配的文字。比如陈老师当年的毕业创作《西藏组画》一举成名，但实际上他起先最想画的是星星美展的那些人，并且做了大量的速写准备工作。而我们居然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找到了一个关于这次画展的‘豆腐块’，连陈老师也不知道。类似这样的资料与陈老师的速写和文字配在一起，就相当于拓展了相关的社会背景。还有他的那些画作，一共两千多幅，在速写本上全是一个个的单页，而我们根据叙事逻辑，有时需要从中挑选、拼合，让原本属于不同页面的画，在书上合为一页。挑选就已经是个大工程，拼合更伤脑筋，比如两幅画拼到一页，各自应该在什么位置，呈现什么关系，这些都很难处理。”除了精心编辑内容，对整套书的外在形式，曲闵民和蒋茜也同样颇费心思。这套书按不同年代被分为六册，每册均根据所属年代及陈老师所用速写本的特征选用不同的纸张和装帧，以营造年代感和真实感。打开既像档案盒又像一摞废牛皮纸的瓦楞纸箱，露出一个显旧的蓝灰色盒子，盒子像极了上世纪家中常用来收纳各种蕴藏着珍贵回忆的零碎物件的旧纸盒，六册速写即叠置其中。打开盒子，就如同打开记忆的门，尘封往事一幕幕，似幻似真，酸酸甜甜消磨了青春。这记忆，这青春，既是作者个人的，更是他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永远带着时代的烙印。而读者则可通过对图、文、资料的阅读，与他们一起踏入这时代的洪流，构建自己的时代想象。如果细心的话，打开书盒后会发现，六册书叠置的顺序也是刻意安排的。“我们把整个时间脉络设计为倒叙，一直倒回到最初的少年时代。放在最上面的是最近的一本速写，十几岁时最早的那本速写则放在最下面。最早的那本实际是画在不同的纸片上，陈老师的妈妈用线把它们缝在了一起。这种倒叙的方式说起来很简单，因为不管按时间从远到近还是从近到远，都是放在盒子里。但它实际是一种编辑或设计的思路，就是我们要确保读者第一次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是时光倒流的顺序。而这种顺序暗示了一个逻辑，它不像很多画册那样，按照作者从年轻到年老的年龄变化来排序，这种排序的底层逻辑是告诉读者，画家是怎样一步步成为你永远无法企及的大师的。但我们不想用这种造神的方式来完成这套书的叙事，我们想用一种回溯的方式进行叙事。或许读者心中早已形成了一种对陈丹青老师的印象建构，我们则通过一步步的回溯，帮读者发现，原来他和‘我’ 一样，也曾经懵懂无知，这样就会使读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我们认为，编辑和设计师同电影导演的工作是相通的，都要对作者和文本进行再认识与再处理。作者相当于编剧，书里里外外的所有元素都是演员，编剧、导演、演员最后共同呈现出的是一个综合体。编辑和设计师都在对文本进行二次创作，都要参与制作一本书的各个环节，并使书的形式与内容融为一体。所以我们在做书的过程中，很重视怎样通过设计和编辑的手段，使书自身默默地说话，无声地表达。”《再见吧，速写》硕大的外盒及每册不同的装帧，似乎很抢眼，却又很普通，全书没有一处“亮点”，给人很不惹眼的日常旧物之感。这种感觉正与作者速写和文字所记录的旧人旧事相呼应，引导读者忽视皮囊，关注内在。设计师在这里，既走上了前台，又隐藏在演员身后，演员的排列组合产生了一种新的更有价值的视觉语言形式。《再见吧，速写》最后一册展现的是1968 年的陈丹青，同样是在这一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彼时十多岁的少年，对其重大意义或许并无知觉，但在之后的岁月中，他定然能感受到这座桥的巨大影响力。作为我国桥梁史的里程碑，南京长江大桥具有极大的经济、政治和战略意义，是中华民族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象征，因此建成后很快就被称为“争气桥”。直到20 世纪90年代以前，在全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它的身影都可以说无处不在，更成为外地人到南京必去的景点之一。2018 年是南京长江大桥建成50 周年，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江苏省美术馆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大桥记忆——南京长江大桥主题艺术作品及史料巡展”，并于第二年在长江沿线城市进行巡展。
展览汇集了与南京长江大桥相关的经典美术作品、大量日常物品，以及丰富的影像资料。为了配合展览，美术馆希望做一本画册，而从美术馆的习惯思维出发，美术作品自然是首选项。但曲闵民与蒋茜认真看过展览，研究过相关资料后，认为如果单纯做成绘画作品集，价值并不是很大。因为相对于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南京长江大桥(以下简称“大桥”)，画家的作品也只是其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早在尚未建成时，它就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建成后更是迅速以各种形式进入千家万户，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50年的历史，早已使它深深刻印在几代人心中，成为不能抹除、亦不愿擦去的胎记。
《大桥记忆》
在《大桥记忆》这本书中，选用了很多宣传画、拎包、报纸、包装盒等与大桥有关的日常之物，这些内容在展览中是比较小的一部分，但在这本书中却占了很大比重。“我们很感谢美术馆的领导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既没做成画册，也没做成展览图册常用的大开本，而是做了这样一个厚厚的小开本。从画册到书，从重视美术作品到侧重日常物品，我们把展览的叙事逻辑变成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更突出时代历史的集体记忆，而且使这本书脱离了展览的附庸地位。书获得了独立性，就可以自己讲故事了。当然这本书也有缺憾，里面的文字部分太少了，虽然那些物品图片能传达不少信息，但如果有一些文字的话会更好，能帮助年轻人更好地了解那个时代。”“我们前期围绕大桥进行了讨论，最后明确了其国家形象和纪念碑的定位。把它看作纪念碑与看作建筑，出发点不同，做法也就不同。我们想把从它建成以来这几十年间中国整体面貌的感觉传递给读者，于是把书做成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极为普遍的红色塑料皮封面、烫金标题的样式。
这种样式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与大桥一起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不仅封面复古，这部书的内页纸张也特意做成泛黄效果，并根据不同部分的内容做出调整，尽量还原旧报刊、老照片、工程图纸等的质感与色彩。版式也随内容而变化，如老照片会模仿家庭玻璃相框的样式，糖纸则再现了压平在桌面玻璃下的感觉。其目的正是要尽可能全面和真实地复现那个时代的特殊质感，唤醒读者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引领读者追寻逝去的时光。无论个人境遇还是家国情怀，都在关于大桥的记忆里聚合，过去尽管已经逝去，但早已与我们自身融为一体。对逝去年华的追忆，与其说是对青春梦的个人捡拾，毋宁说是对中国梦的共同追求。《大桥记忆》唤起的，不只记忆，更有精神。
结 语
“我们两人都不是书籍设计专业出身，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书籍设计教育。这从一方面来说，可能是一种短板;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短板正因为‘短’ 而对我们少了一些限制，让我们可以自由探索更多的可能性。而且我们平时读的书和接受的东西非常杂，很多与设计甚至毫无关系，这种多样化也促使我们以开放和多元的态度思考如何做一部书。”这种探索和开放对于曲闵民尤其如此，学油画出身的他，往往并不从设计的角度思考问题。在他看来，一部书与一个画框只有形式上的区别，其实质是相通的，都是传递信息和展示自我的空间。
《设计之外》
《牡丹亭骰谱》
《悲伤或永生》
《原田进:设计品牌》
《旅行的建筑家:隈研吾的魅力》
“丁成药店”展览海报
统观曲闵民与蒋茜做的书，或前卫或传统，或别致或普通，但不管哪种风格，都不是他们刻意追求的。“书既是信息的载体，也是信息本体的一部分，书自身的状态如何，会影响到读者对信息的接受和理解。我们想做的不是好看的书，而是恰当的书。所以我们既是美编，又是文编，还是策划。设计师就像导演，对剧本进行改编，再将演员安排到合适的舞台上，收到最佳演出效果。而要想收到这种最佳效果，就必须深入理解文本，然后根据它的气质特征，找到最适合它的表现形式。设计应该是能直击人心的，好书应该是以真诚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