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纯纯的建筑设计语境,相信大部分人对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这间建筑工作室的好奇,会首先落在这个名字上。别的不说,用“建筑系”来给自己命名,光是在搜索引擎上,就不太讨好。

在采访Amata Luphaiboon,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的联合创始人和主持建筑师前,我就试图先搜索一些工作室的资料,但输入名字后,排在前面的词条,几乎都是各种名校的建筑系。

“是的,很多人跟我反馈过,要搜索我们不太容易,但,想找到我们的人,始终是会找到的。”

这一回答,倒是很符合Amata口中的“泰式风格”,随性的、不争抢的,甚至懒散的。他说,之所以给工作室取名为“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是因为很多学建筑的人都觉得,最快乐的做设计时光,就是在学校时候,一旦走上社会,一切都开始和金钱、效益相关,乐趣也就消失了。

而他,希望自己的工作室,能保有一份这样的快乐,享受设计和创作的快乐。

“你现在依旧觉得设计是快乐的吗?”

“当然。”

Amata于MINDPARK创意大会2023现场。

不想太辛苦工作,但要工作到死

成立于2004年,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以酒店设计起家,后又通过邦盛海滩多功能亭、通罗公共社区商场、朱拉隆功大学建筑系图书馆、“红亭”社区中心等多类型项目,将泰国非酒店类型建筑带进大众视角。他们被认为是一间开创了以感觉为主的“泰国性”(Thai-ness)建筑,“将亚洲城市中最常见的酒店、商场、文化与教育类型的建筑带进平民阶层,并透过媒体传播真正有意义的泰国当代建筑”的设计工作室。

“红亭”社区中心

这些,是外界赋予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的价值,而从Amata的角度来看,他既没有以推广泰国建筑或泰式审美为己任,亦无心成为“当代泰式”这样宏大的议题下的典范。一切所谓“现代泰式”的表达,都是潜在、自然地蕴含在他的审美之中,最后通过设计流淌出来而已,他自己,只是在享受设计的乐趣,并希望留下更多有意义和影响力的作品。

在今年的MINDPARK创意大会期间,作为主论坛演讲嘉宾之一,Amata在演讲之外,常被我们的工作人员看到在处理工作。纵使工作室已成立近20年,他和合伙人Twitee Vajrabhaya Teparkum始终在参与每个项目的设计,“每一个项目,我们当中至少有一人要参与其中”。

作为管理者,他们要承担更多设计之外的工作,但对Amata来说,身为建筑设计师,工作中最有趣的部分就是创作,“为什么要将自己工作中最有趣的部分拱手于人呢”,因此,他们有意控制工作室规模,以保障自己不被过多的管理工作分心。

Amata和他的合伙人Twitee,两人曾在同一设计公司供职,后出来开设了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在采访中,Amata毫不吝惜对这位伙伴的欣赏和称赞,认为她是一位富有才华的理想合伙人。

工作室目前有24人,且没有扩张的打算。“这个规模下,我们能更好地把控设计质量”,他说:“我们曾经有32人,但那样一来,我要花更多精力去管理。我年纪大了,不想再那么辛苦的工作(笑)。”

话虽如此,但Amata却并非一个享乐者,相反,他说自己想要“工作到死”。

他说,泰国建筑师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在到达一定年岁之后便会选择退休,“一来因为已经赚够了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落伍了,他们的作品不再有新意,甚至可能成为一个笑话。”对此,他直言自己“非常害怕”,但同时,他觉得自己具有设计的“天赋”。或许就是这种担忧和使命感并存的心态,让他能始终对设计葆有热情和坚持。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会挑选客户,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对方想要做一个“特别的项目”。“如果对方只是想要一个赚钱的项目,或者一个和之前的十个项目一样的复制品,那我们不太适合彼此。”

“一些开发商为了提升利润,会迫使我们降低成本,又或者提高空间效率,比如要求项目里70%甚至更多空间可用于租赁,这种情况下是很难设计出好作品的。”在他们最出名的项目,通罗公共社区商场(The Commons Thonglor)中,就有超过一半的空间是公共空间。巨大的木质台阶,开敞的中庭,这些无疑给造访的消费者提供了舒适的休憩区域,可对于业主本身,也就是工作室真正服务的客户来说,如何在让渡了如此多“盈利空间”后,依旧能够实现商业效益?这是他们需要通过设计解决的。

为此,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经营模式,即缩小商户面积,仅提供足够容纳厨房和必要烹饪设施的空间,这样一来,每层楼可用以出租的空间就能翻倍。在这种模式下,虽然每家餐厅最多只能摆出几张凳子,但消费者可以到商场提供的公共空间里用餐。

这一方案,很好地实现了“三赢”的局面。对建筑师来说,他们有更多公共空间可以发挥创造力,带来更有社会影响力(而不仅仅是商业盈利)的项目;对客户来说,通罗公共社区商场开放的设计减少了空调使用的空间,减少了设施成本的投入;而对入驻商户来说,虽然他们缴纳同样的租金只能获得很小的运营空间,但这也同时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在室内空间设计上投入太多。

开业八年多,通罗公共社区商场扛过了疫情,今天依旧人流如织,是游客和设计师打卡巡礼的胜地,更是当地人喜爱的休闲场所。它不仅证明了这种设计的成功,亦让更多人看到了公共空间之于商业的价值。

为年轻人设计“打卡地”,但那不是我们的角色

Amata说,疫情期间,他曾去过通罗公共社区商场。当周边许多小商铺都因为客流量的大幅下降而不得不关门停业时,通罗公共社区商场足够大的户外公共空间,给笼罩在疫情阴霾下的人们提供了安全感。因为能够让消费者在保持一定社交距离的情况下享受一刻休闲时光,虽然人流量明显少了,但里面的商铺最终都得以生存下来。

“项目完成时,我们对这场疫情一无所知,只想为人们创造一个开放空间,让他们得以享受户外时光,而疫情的出现,可以说证实了这样的空间在商业体中是必须的。”

不光是疫情,人们对消费场所的需求正在变得多样化,购物,已经不再是驱使他们走进shopping mall的唯一动力。艺术展览、主题市集、文化活动……这些活动在商业场所中正以明显可见的速度增长,也同时给建筑设计者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他们能够提供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空间,以囊括多圈层、多年龄段消费者的休闲需求。

Amata介绍,在“红亭”社区中心中,他们吸取了通罗公共社区商场的经验,在公共空间加入了叉车木托盘,方便挪动、堆叠,增加了空间灵活性,以适应不同种类和规模的活动。

在Amata看来,相比起欧洲一些国家,要把泰国人从屋里吸引出来,难度大太多了。首先是炎热的天气,其次是亚洲相对内敛的文化,“我们必须做得(比西方人)更多,才能吸引人们。”这种情况,放在年轻一代身上,或许好些,但爱好外出和聚会的他们,也同时给设计师提出了新的课题。

“公共空间必须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以吸引年轻一代”,他说:“他们需要一个拍照的地方。”

Amata说,在泰国,他看到很多年轻人在咖啡馆、美术馆或博物馆拍照,“我不清楚这里(中国)的情况怎么样,但在泰国,他们拍照、换衣服、再拍照。他们去那些地方没有更深的意义,只是为了一些能够放到社交平台上的照片,这多少让我有些难过。”可是,带着这种心态看待“拍照打卡”这件事的他,也并未就此表达更多批判了,虽然遗憾,但他同时觉得,身为设计师,可以,或者说应该,看到并适当去顺应这些需求。

“我并不是说我们要为此去设计适合拍照的景观和建筑,不,那太肤浅了。但如果好的建筑和元素、好的公共空间,能够让年轻人感兴趣,那就再好不过了。”他解释道:“专为他们打造一个取景地,那不是我们的角色。但我们需要平衡,在视觉冲击力之上,为空间注入更深刻的含义。不是为了教育他们,只是提供更有深度的东西,让人们能够讨论和感受。”

他非常欣赏纽约的高线公园,称之为“当代最好的公共空间之一”:“它太迷人了,让一个曾经肮脏、有些危险的地方重新焕发了活力、充满包容性。”

这也是为什么Amata至今仍旧能从工作中体会到乐趣和意义。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的另一重含义,是希望传递一种严肃感,当身处其中的建筑师们像在学校里一样,对设计葆有初心和热情时,他们亦像“做学术”一般在认真对待这件事。“当你从事这个工作越久,越会意识到所做并不仅仅是好玩的、有趣的,它对人、社会甚至国家,是能产生积极影响的。当然,那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或许十年。我的公司已经成立19年了,我们开始对建筑、社会、年轻设计师和公众产生一些影响力,这是一种很好的感觉,给我带来比完成一个项目更大的快乐。”

在艰难的时期,去沉淀更好的作品

作为东南亚地区知名建筑工作室,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和中国的业务往来非常频繁,Amata本人更是在成立工作室之前,就曾几次参与中国的项目。不过,今天的环境确实带来了很多困境。曾经,他在某次公开演讲中透露,工作室近半业务来自中国,但如今已大幅缩减,“我们现在更关注中等规模及小规模的客户,相较于大客户,他们似乎经营得更好。或许因为它们业务更聚焦。”

“现在的项目确实少了,也更小了,但设计师还是那么多,这某种程度意味着,你们可以一起把一个项目做得更好。”当我询问他如何看待和应对当下的艰难时刻时,他给了这样的答案。

“过去二三十年中,我们也经历过类似的危机,但那时候的建筑反而变得更好了”,他进一步解释:“当生意太好的时候,你可以设计任何东西,怎么样都会有人买,对吧?每当经济很好时,建筑的品质就会变差,这个现象很明显。”

“但是当前景黯淡,资金越来越难筹措时,设计师们将有更多时间来深入一个项目,交付更好的作品。当然,你首先要生存下去,可能需要找第二份工作。是的,这种艰难的岁月,过去也是发生过的,而未来三、四年,也许还会是这样。我能给出的建议就是,利用这段时间去沉淀非常好非常好的作品,当经济好起来时,你能用这些好的设计重新站起来,并给大家提供新的参考。”

这对你来说,或许不是一个“良方”。

你可以当作这是一个“成功者”的鸡汤,也可以觉得这是已然拥有知名设计师title的他,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发言,但和他聊了2个多小时的我觉得,你或许可更多将这段发言,视作一位真正热爱建筑的设计师,发自内心的、以之对抗当下焦虑的信念。

和Amata相处中,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松弛,在专业上又非常清醒的人,一方面,他会很犀利、直接地抨击自己国家的政府在公共设施建造上的懒惰,但与此同时,他没有愤世嫉俗,而是将之转化为自身打造更多优秀作品的原动力。

另一方面,当我询问他近期在关注什么行业趋势或技术,以期获得一些来自知名设计师的前沿观察时,他却坦言,高科技对他们来说太昂贵了,他最近将更多重点放在了本土工艺和本土建造方式上,希望能够找到新的方式,赋予传统材料和传统制造以新生命。

小庇护所酒店(Little Shelter Hotel)是一个很能体现Amata对本土技艺和文化关注的项目。这所位于清迈的建筑,以泰国北部传统手工艺为灵感,内部的定制艺术装置的灵感则来自泰国经典的Boh–Srang伞。

他说,这或许是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比拼高科技,也许我们永远都负担不起,但我们可以为客户选择我们所拥有的”。

这种清醒,可能就是他自己口中所说的“天赋”吧。而他说,希望尽可能利用上天赋予的这项能力和技术,直到自己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