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极为繁华，各国文化艺术交流互鉴日趋紧密。这一时期我国纺织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织锦品类众多，其中一种织锦十分特殊，被称为“五色鸟锦”。本文以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为依据，以二重证据法考证“五色鸟锦”的形制及承载的文化特征本土化历程，以小见大，揭示中国织锦文化中兼收并蓄的特点及丝绸之路对东西方服饰文化交融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隋唐时期；五色鸟锦；交流互鉴
西方古代、中世纪，甚至是近代文明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通过丝绸之路而追溯到波斯，进而从波斯追溯到中国[1]。波斯与唐朝往来密切，二者文化和艺术的交流互鉴体现在衣食住行诸多方面，隋唐时期广为流行的波斯锦就是典型代表。
波斯信奉琐罗亚斯德教，波斯锦纹饰题材多源于其信仰，传入中国后备受贵族喜爱，通过大量出土实物证实含绶鸟纹锦在唐代格外受欢迎，并赋予其富有中国特色的名字“五色鸟锦”。这类织锦风格鲜明，主题图案为团窠立鸟纹，下有棕榈台座或联珠台，口衔珠串，构图高度程式化。目前学界关于此类鸟雀织锦的研究不在少数，但对“五色鸟锦”的研究相对较少。许新国和赵丰先生充分研究了含绶鸟纹的历史源流与发展，郭萍在研究绶带鸟寓意时认为图案一旦脱离了特定的文化环境，便可能仅作为装饰母题传播，张乃翥、陈越等学者认为纹样的装饰风格与寓意在文化交流中也产生着变化。
本文以“五色鸟锦”的文献记载及出土实物为依据，梳理“五色鸟锦”的纹样形制流变及背后承载的文化寓意演变历程，探讨纹样寓意的去政治化、去宗教化、本土化现象，总结纹样传播过程中的风格变化及文化融合特征，为完善丝绸之路背景下中西方文化交流互鉴提供多元视角。
一. 何为“五色鸟锦”
传世文献中的华丽背影
“婆斯錦，吐蕃其所貢波斯錦织锦[2]”，织锦在历史上一直是各国间文化交流、利益往来的重要物品，是权力、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通典》所记：“至梁武帝普通初，其王厌带夷栗陀始遣使献贡黄师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3]。”敦煌文书S.8444《唐为甘州回鹤贡品回赐物品簿》中记载了回鹘的贡品及大唐的回赠，文书中提及的“象牙”“羚羊角”“貂鼠皮”等是回鹘地区的特产，十分珍贵，波斯锦与这些物品共同出现在进贡名单中也足以说明它的独特性与珍贵性。回赠品的记录中出现大量绢帛织物，不乏“细”“锦”，说明了织锦在贵族阶层中的认可程度。《五代史记74卷》中也有关于“波斯锦”的记录，说明在约10世纪的敦煌地区，波斯锦已经十分普遍。伴随着波斯锦的流行，鸟纹织锦也在赏赐与贸易往来悄然走进中国视野。
“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4]。”波斯锦幅宽大，纹样精美，受到中国各阶层的喜爱，以致供不应求，隋文帝令何稠仿制花纹绮丽的波斯织锦，开启了中国仿制波斯锦之路，这时的图案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初唐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中禄东赞身着联珠立鸟纹锦袍（图1），沈从文先生认为这应当是《唐六典》中提到的由川蜀一带工匠所织造的“藩客锦袍”，专供朝廷赏赐各国使者以及周边首领。唐德宗时期“尝赐节度使时服，以雕衔绶带，谓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仪也[5]，中唐对外来节度使的赐服中强调“雕衔绶带”。这些依照“波斯式吉祥鸟”织造的织锦反映出中国纺织业受外来文化影响，开始仿制鸟纹织锦。
图1 《步辇图》（局部）
（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敦煌文书P.2613《咸通十四年正月四日沙州某寺就库交割常住什物色目（拟题）》“大红番锦伞壹，新，长丈五尺，阔一丈，心内花两案。又，壹张内每案各师子贰，四缘红番锦，伍色鸟玖拾陆[6]。”是关于“五色鸟锦”最为明确的记载。根据笔者梳理的文献来看，最晚到元代依然有关于五色鸟锦的记载，元代乔吉《歌者睥睨潦倒故赋此咎焉》有诗曰：“绣屏春暖茜氍毹，罗袖香番锦鹧鸪，银盆笑击珊瑚树。”所谓“番锦鹧鸪”就指“联珠对鸟纹五色锦”。但遗憾的是，“五色鸟锦”由于保存不易，并无实物流传，这为后续研究带来极大的困难。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青海都兰唐代古墓出土的大量织锦才填补了这一空白。
二．寻找“五色鸟锦”出土实物中的形制演变
2.1 色彩丰盈
这一时期的鸟纹织锦色彩丰富，主要以红色为地，蓝色、绿色、黄色、白色等颜色起花，或许受审美风尚和使用传统五色的情况影响，与汉代流行的云气动物纹织锦色彩类似。笔者根据目前的出土实物，从色彩方面对“五色鸟锦”进行了梳理，如表1所示。
1.甘肃省博物馆
2.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
3.甘肃省博物馆藏
4.服饰中华 中华服饰七千年 第2卷
5.青海都兰唐代吐谷浑墓地出土
古文记载“锦织彩为文也[7]”，色彩丰富的织锦在唐代广受欢迎。“五色鸟锦”中的“五”与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8]。”中的“三”同理，是虚数的概念。这类鸟纹织锦并不是一定要有五种颜色或者五种固定的颜色。一些鸟纹织锦颜色较少，但从视觉效果上依然给人明亮多彩的感受，同样可以划分到“五色鸟锦”的概念中。可以说，“五色鸟锦”包含了浸染儒释道等传统文化的思想，反映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宇宙观和审美意识。
2.2 用途广泛
与波斯地区织锦用于社会上层的仪式、装饰和象征性场合的严格约束要求不同，这类织锦在中国的用途十分广泛。阿斯塔那72TAM170号古墓出土的《章和十三年（543）孝姿衣物疏》中记载“故树叶锦面衣一枚……故锦稿一枚领带具，故锦裙一枚领带具……故合鳌文锦椅一枚攀带具……故树叶锦丑衣二枚……故绯红锦鸡鸣枕一枚，故波斯锦十张，故魏锦十匹……[9]”该墓葬中不仅有锦制成的面衣、裙子、鸡鸣枕等，也有波斯锦、魏锦等，表明唐朝西域高昌等地盛行波斯锦。P.3432《吐蕃时期沙州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佛像供养具经等目录》记载：“阿难裙，杂锦绣并杂绢补方，并贴金花庄严，番锦缘及锦绢沥水……[10]”，俄藏文书дx.2148(2)+д.6069 (1)《于天寿二年（964）弱婢花定等牒》中提到：“今要胡锦裙腰一个”[11]，这里提到的胡锦番锦缘边在唐代一般是指中亚系织锦。笔者通过实物资料收集，整理“五色鸟锦”服饰功用如下表（表2）：
从出土实物及文献记载可知，“五色鸟锦”在中国广受欢迎，既有大件服装，也有装饰或葬具，使用人群和使用位置均无严格限制。
2.3 题材多样
异域纹样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融入了中国文化的元素，呈现出题材多样化、造型生动化的特点，逐渐完成本土化的再造。从题材方面讲，鸟作为一种涵盖广泛的形象概念，体现出多源的特点。从下表可以得出，“五色鸟锦”的禽鸟题材主要包括：大雁、鸾鸟、凤、鸭子、孔雀、鹰等，从造型上主要分为含绶鸟与立鸟（表3）。
“含绶鸟”图案的传入及其在中国文化影响下的转变，不仅展现出盛世大唐的包容和创新，也揭示了艺术形象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演变与再造。鸟纹由极具异域特色的、几何感强烈的波斯萨珊风格逐渐向婉转灵动的方向变化，可以说，人们更加注重对鸟雀神态的描画，并非机械地概括其外观。
三．发现“五色鸟锦”
西来范式中的形意和合
3.1 波斯锦上的“王权之鸟”
古代波斯艺术受苏美尔和亚述风格影响，博采众长，表现出理想与现实的结合，其艺术服务于王权，图案具有一定象征意义，波斯锦上程式化的鸟雀图案揭示着萨珊王庭与祆教图腾崇拜间的关联。波斯萨珊时期的含绶鸟象征着王权神授，动物颈部装饰的绶带即源于王室专用的披帛，这在王室有关的织锦上十分常见（表4）。
1.吐鲁番博物馆藏
2.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藏
3.大英博物馆藏
4.巴黎吉美博物馆藏
通过对比与总结，可以清晰地看出萨珊王朝时期将各式鸟雀形象归纳为程式化造型，大多侧身，两脚平行站立，以对鸟为主，鸟类品种有鸭子、孔雀、鹰等，颈部或系有绶带，下有棕榈台座或联珠台座，四周装饰联珠纹或团窠。
3.2 “五色鸟锦”中的文化融合
《历代名画记》中记载“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鳞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12]”窦师伦设计的“陵阳公样”以多圈联珠纹和宝相花外环代替了西域联珠纹，主体图案极具神韵，呈现出浓郁的中国审美，一直盛行至9世纪。以绿地缠枝葡萄团窠立凤锦为例（图2），该图案以缠枝葡萄藤蔓构成主题外侧团窠及宾花纹样，以花草纹团窠代替联珠团窠作为装饰图像，凤凰回首，形体灵动，符合中国传统审美。
图2 绿地缠枝葡萄团窠立凤锦
（图片来源：
赵丰《从陵阳公样到皇甫新样：慕容智墓和热水一号大墓出土唐式纬锦比较研究》）
中国的“含绶鸟”作为一种原始图腾，融合了自然与文化的象征意义。古代人类平均寿命较短，因此衍生了对长寿的渴望。学界一般认为，因“绶”与“寿”同音，“含绶鸟”表达了人们渴望长生的心理诉求。印绶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通常由丝带系结，上面挂着印章，往往由高级官员佩戴，以显示其地位和权威。当鸟雀口中衔有印绶时，它就被赋予了超出自然特性的文化意义，是对权力与地位这一社会主题的隐喻性表达。
可以说，“五色鸟锦”是萨珊式鸟雀纹样装饰元素与中国地域文化的融合。随着这些鸟纹织锦在中国的流传和使用，萨珊式纹样原本强烈的宗教文化属性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和审美观念，寓意世俗化。
结语
“五色鸟锦”的出现是时代中文明交往的缩影。伴随着商贸往来，波斯人不断吸收东西方艺术成就，通过融合希腊、罗马严谨整齐的艺术形式和中国漆器、瓷器、丝绸等纹样，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萨珊式鸟锦。这种程式化鸟雀图像和纬锦织造技术再次通过丝绸之路向东传播，在粟特、新疆、甘肃、青海等丝绸之路沿线皆可发现萨珊式立鸟纹，与当地文化融合发展后，鸟雀图像形式与内涵有所改变，在唐代汉文化地区称这种色彩斑斓的鸟纹织锦为“五色鸟锦”，广受欢迎。其题材多样，包括大雁、鸭子、鸾凤等，外观形态由最初的几何化、程式化变得更加灵动，追求神态上韵律，含义逐渐脱离波斯宗教意义，被赋予中国人喜闻乐见的长寿吉祥等含义。
图案纹样的西传东渐是一种双向互学互鉴的的过程，同一种形象在不同语境下具有独特性，萨珊式立鸟纹在波斯地区是强宗教含义的“王权之鸟”，而以“五色鸟锦”为基础进行演变的鸟纹织锦在中原地区则象征祥瑞与祝福，可以说“五色鸟锦”是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而产生的图像结果。“五色鸟锦”虽然只是织锦中的细微分支，但是以小见大，它揭示了中国织锦文化中兼收并蓄的特点及丝绸之路对东西方服饰文化交融的重要影响，这类织锦因承载了人类共同的美好向往而成为诸多文化中共同青睐的审美符号。 以“五色鸟锦”为线索，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异域图像沿丝绸之路跨越千山万水，被中华民族接纳和改造的本土化历程。